在长征前，毛泽东经常和上级领导有不同的意见，而且由于年轻气盛非常自信，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经常当着领导面发脾气，根本不怕得罪人。

比如在推广“三湾改编”的成果时就和一些高级军事主官吵过架，后来陈毅来缓和矛盾，结果连陈毅都骂，说他是“陈毅主义”，有时甚至还要用辞职来捍卫自己的观点，态度非常强硬。

这就导致了当时毛泽东虽然和下层同志的关系很好，但是和上级领导就显得格格不入，即便他的意见经常在事后证明是对的，但是一到开会的时候还是会不受待见，尤其是一些留苏派，就觉得毛泽东是个泥腿子。

所以毛泽东曾3次被开除中委，8次受到严重警告，明显是受到一些人的排挤。

在1932年，共产国际不顾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，要中央红军去打赣州，毛泽东在会议上坚决反对，周恩来也支持毛泽东的意见，但会议上绝大多数人都选择相信了共产国际，然而结果则是红军大败而归。

而五次反围剿的失败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于博古、李德等人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，最终让中国共产党陷入差点覆灭的境地。

长征开始后，毛泽东一路上也在反思，我的意见明明是正确的，为什么大家都不接受呢，事实上党内很多人士对于毛泽东的意见是很重视的，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经常辞职或被贬后，又被请回来的原因。

但党内很多人却又都不喜欢毛泽东的脾气，这就导致了毛泽东在会议上无法真正地将自己的意见说清楚，很多时候都是事后才发现，原来毛泽东是对的。

于是毛泽东逐渐想通了这一点，主要原因不在别人，而是因为自己的话没说清楚。那个时候毛泽东认为看上去很简单的道理，其实只有毛泽东自己能够理解，但是别人却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。

于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学会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技能之一——团结大多数。

团结就是力量，这个道理我们都懂，但是如何真正做到团结，判断谁应该是团结的对象（即谁是敌人谁是朋友），却是一个很难的问题。蒋介石靠威逼利诱团结了分裂的国民党军阀，实现了国家在名义上统一，这也是团结，但这种团结却是表面的，军阀割据的本质没有改变；日本人拉拢汪精卫也是团结，建立了一个伪政府，希望拉拢中国人民尽快结束战争，但是中国人民并不甘心做亡国奴，所以中国人还是会抗战到底。

团结谁？怎么团结？这就摆到了毛泽东的面前，当时红军基层官兵普遍是非常信任这个“毛委员”的，因为毛泽东非常重视基层工作，总是亲自到基层调研，听取基层官兵的意见，而官兵也确实有很多疑问需要解答，这就是“共同话题”。

毛泽东发现，当时红军打了很多败仗，问题并不出现在一线指挥人员身上，相反各级指战员表现还相当出色，一次又一次奇迹般让红军突出重围，所以红军的问题出现在高层的决策上，事实上这一点很多人都明白但却无法解决，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

人人都知道红军陷入困境，但人人又都是有心无力。

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是博古，博古又将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，但这两个人来到红军之后，由于其脱离实际的指挥，使得红军基本一直都是在打败仗，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。

在行军过程中，毛泽东就找到很多心里不满的干部，也不聊别的，就聊当前的政治和军事（这就是共同话题），而且很耐心地分析各种原因，你有不同意见，我也认真听，觉得你对我就支持，觉得你错了我就一五一十地将你错的原因说出来，给你提意见的时候，还要问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。

本来毛泽东之前的很多正确意见，都没有被博古等人接受，最终造成了惨重的损失，所以毛泽东当时的做法其实就是相当于带头主动反思，反思战略上犯的错误。

渐渐地，大伙儿（包括张闻天、王稼祥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）就发现：毛泽东可以，博古不行！

当时博古、李德等人想带中央红军去找湘西的红2、红6军团，但是毛泽东认为应该向敌军势力更加薄弱的贵州行军，在川黔建立新的根据地。

但这一次除了博古和李德，其他人都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，中央最后达成共识，一致决定以“遵义”为中心，在黔北地区开展新的革命根据地，随后便召开了扭转中国共产党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——遵义会议。

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，但毛泽东此时还并没有完全获得整个中央的信任。

在三渡赤水前，中央红军被困在遵义动弹不得，当时林彪想出了一计攻打金沙，因为金沙的守军“贵州王”王家烈部战斗力较弱，而且物资比较丰富，打下之后可以稍微休整一下，并且做出了详细的作战计划。

中央的大部分人也是比较同意这个计划，但是毛泽东又一次在众人之中投出了反对票，因为红军实力不够，打金沙属于长途奔袭，容易在半路遭到敌人夹击，就算拿下金沙也只能拿了补给后退回遵义，形势又回到了原点，所以反对。

然而毛泽东的意见再一次被忽视，因为敌人步步紧逼，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。按以前，毛泽东肯定会闹脾气，但是这一次毛泽东却连夜找到了周恩来，经过彻夜长谈，终于说服了周恩来不打金沙，通过周恩来做工作，中央的同志也很快冷静了下来。

这个时候毛泽东给出了他的计划，向北三渡赤水并做出从长江或者金沙江北上的假象，迫使敌军兵力转移，在我军西部露出大空档，最后向东四渡赤水，跳出敌人包围圈。

此战之后，毛泽东把一盘接近“死局”的棋局下活，可以说是一战封神，中央内部没有对毛泽东不佩服的。1960年，二战英国名将蒙哥马利访华，不断地夸毛主席指挥的解放战争3大战役，但主席只是笑笑称：“四渡赤水”才是我一生的“得意之作”。

毛泽东从一开始不受大家待见，到最后带领大家绝地求生，“团结大多数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，遇到不同的意见，不是严辞打压而是摆事实讲道理，让大家接受意见也接受的心服口服，这才是所有尊重毛泽东的核心原因。

不过当时中央高层，不少人都是出国留过学，或是读过军校的，在指挥打仗和政治操作上有着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。而毛泽东呢，由于父亲对教育的不够重视，毛泽东17岁还在读小学，18岁读初中，20岁进湖南第一师范，25岁中专毕业，新文化运动期间也不过是北大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，曾有一次出国留学的机会，但也在临走前拒绝了。

所以无论是资历还是学历，毛泽东一开始在红军高层不受待见是其客观条件决定的，但后来大家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听他的，除了他会团结以外，更多的还是在于他的能力确实很强大，曾有人评价：

革命运动要求它的领袖能够比旁人早一点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, 在这方面毛泽东很成功，所以他的追随者对他的判断力产生了极大的信心。

那没读过军校没留过学的毛泽东，到底是怎么锻炼出这样的能力的呢？

旧民主主义革命期间，毛泽东并没有更多的参与，当时的爱国人士选择救国的方式就是出国学习先进的经验，但年轻的毛泽东却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。

清朝推翻之后，民国并没有带来所谓的富强，底层人民的生活依旧苦不堪言，甚至还远不如满清时期。今天学日本、明天学美国、后天学法国、大后天学苏联。中国人在尝试救国的道路上，学过无数的外国先进经验，但所谓先进经验都无一例外的水土不服。

毛泽东当初放弃留学机会的原因，就是想再走一遍神州大地，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。毛泽东一生强调调查研究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思想之一，在《反对本本主义》一文中，毛泽东提出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，“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”。

要理解这句话，就必须要结合当时中国面临的困境，当时国外的先进经验之所以在中国水土不服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结合到中国的实际国情。

中国的实际国情就是穷人是绝大多数，但当时其他国家的经验基本都是以社会精英为核心发展城市路线，苏联的路线虽然相对而言要更符合中国国情，但苏联有工业工人的底子，最终走的也是城市。

而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几座大的城市，工人数量少之又少，无产阶级的核心力量，整个中国的核心力量都在于农民。所以毛主席一直主张团结农民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的革命路线。

实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所以毛泽东强调反思总结，在党内要求开展“批评和自我批评”，分享经验和教训，这才使得我党能够在复杂危险的革命斗争中生存下来并快速发展。

毛泽东看到了本质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规划，这才是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原因所在。

当然知识就是力量，毛泽东的学历虽然不是顶尖的，但是毛泽东酷爱看书，只要有空就会看书，中国的古典书籍《二十四史》《孙子兵法》《资治通鉴》等都没落下，其中《资治通鉴》读了17遍，我相信整个中国历史上，能把《资治通鉴》完整读完1遍的都是少数。

同时毛泽东也要读西方的文学，著名的《战争论》他是了如指掌，甚至在1954年，毛主席自学英文，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读英文版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这本书他可读了至少100遍。

所以可以看出，毛主席是将实践和理论相结合，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经验，理论、实践、经验三者缺一不可，最终锻炼出了非凡的能力。